適齡婚育,成家立業並進

  過去,婚姻是邁向成人階段的起步,先成家、再立業。現在,不但要慎選結婚對象,還要憂慮職場競爭與經濟不穩定性,婚姻出現在個人生命歷程的時間點愈來愈晚,若是錯過機緣或是消極應對,極可能面臨終身不婚的後果。回顧1990年臺灣經濟發展高峰期的婚姻狀況,圖一顯示30-34歲青壯年人口的有偶率高達80%;隨著國人延遲結婚時間,該年齡層人口的有偶率下降,到2010年已低於五成,2017年的數據顯示僅有36%的青壯年男性與半數的同齡女性處於已婚有偶的狀態。雖然晚婚是整體的趨勢,個人的結婚機率卻隨著年齡增長呈現明顯的性別差異,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較高的男性儘管晚婚但終究會結婚,擁有類似條件的女性其婚配機會卻隨著年齡增加而減少。晚婚加上仍舊傳統的婚配偏好,讓人不得不說「結婚大不易啊!」。

  西方研究指出1980年後出生的千禧世代比較謹慎看待婚姻,期待具有共同人生目標的配偶或伴侶一起守護婚姻與家庭,美國社會學者Andrew Cherlin將這種婚姻稱為「頂石婚姻」。過去的婚姻是進入成年的第一步,婚姻就像人生的基石(cornerstone);頂石(capstone)則是建拱門時放置的最後一塊磚,現在的婚姻就像是成年的最後一步,代表一個人最高的成就。除了婚姻觀念的改變,千禧世代結婚的時間與工作穩定性有密切關係。學歷較低的勞動工作者,通常等到經濟狀況變好、能夠支撐家庭生活時才會結婚。高學歷的專業工作者,需要經過數年專業訓練才能正式執業,等工作步上常軌之後才會考慮結婚。在階級差異日趨惡化的日本社會也發現經濟情勢對婚姻的負面影響,工作不穩定的人不容易結婚、甚至放棄婚姻。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已反映在主流媒體的報導,過去佔據版面有關「宅男」、「敗犬」、「草食男」等擇偶偏好討論已不多見,取而代之的深度報導全都圍繞在如何協助「格差社會」裡的失敗組或是「下流社會」裡看不到希望的人們。

  是否結婚、結婚時間的早晚,與生育結果有直接關連。即便結婚了,婦女能否兼顧工作與家庭,家庭的經濟狀況能否負擔育兒相關費用,都會影響個人的生育意願以及生育子女數,也導致多數已開發國家面臨生育率低落的困境(圖二)。相較於歐美國家全面推行的家庭友善政策,臺灣相關政策推動的起始點過晚、資源不足,而且補助的內容與額度也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,都是近年來政策整體成效難以顯現的原因。若要避免我國落入「低生育率陷阱」加速人口老化與結構失衡等問題,政府更應積極推動、整合婚育與家庭的支持性政策。家庭,作為社會的基石,不僅止於繁衍後代,也是個人社會化、情感依附的所在,更是提供照護、經濟資源與代間支持的基礎社會單元。若要協助臺灣的年輕世代「適齡婚育、成家立業並進」,除了提供政策性的支持,也需要推動社會制度的改革,尤其是性別與勞動體制,更需考量給予育兒家庭的彈性工作安排與福利服務等措施。

  年輕世代雖然面對更多困境與挑戰,同時也有機會突破傳統的制度限制。近年來,全球重要發展趨勢之一,就是政治人物年輕化,不僅出現20、30歲的議員或部長,40多歲成為總理或首相也屢見不鮮。大眾對於傳統政治人物的不滿以及渴望變革的心理,都是年輕政治人物能夠出頭的原因。但是,這些政治人物如何做到「家事國事天下事,事事關心」?以加拿大總理杜魯道(Justin Trudeau)為例,他在43歲擔任總理,是該國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理。作為3個小孩的父親,其中一位還在學步中,他親身參與育兒工作,關心性別與家庭議題,多次驕傲地自稱為女性主義者。杜魯道上任最重要的變革,在於他組成一個「平權內閣」,除了平衡區域的代表性、納入弱勢團體,更重要的是新內閣由男女各半組成。另一個範例,2017年8月上任紐西蘭總理的阿爾登(Jacinda Ardern),除了是年輕的女性政治人物,更因在執政期間懷孕生子、申請6週產假引起關注。現年38歲的阿爾登是全球第2位任內生產的民選國家領袖,女性政治人物能夠兼顧家庭與工作,除了實現性別平權,也是公民社會的進步象徵。期待加拿大、紐西蘭在政治上的創新與變革,能為年輕世代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與對平權社會的期待。

  僅依賴國家進行政策與制度的改革,還是不夠!勞動市場更需要思考如何提供家庭友善的工作形式與服務措施。Facebook的營運長桑得伯格(Sheryl Sandberg)說:「女性專業經理人一定要有家庭生活!」她要表達的其實就是「同理心」。在她寫的《挺身而進》書中,曾提及過去懷孕時在Google總部工作的一個經歷。當時她已大腹便便,某天有個臨時決定的早晨會議,匆忙趕到公司卻找不到離會議室最近的停車位,她被迫停在較遠的位置,然後快步穿越停車場去開會,這時她才猛然發現公司並未設置「懷孕媽媽專用停車位」。會議一結束,她立即找創辦人Larry Page爭取這項福利。唯有專業經理人親身經歷這些事件,才能為絕大部分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員工設身處地著想;透過同理心,才能給予員工更多友善職場的安排。

  行文至此,可能有人會提出質疑。諸如:「臺灣社會不是西方社會,臺灣的政策制度與經濟社會問題也與其他國家不同。」「這些政治、經濟領域的重要人士雖然參與家庭生活,他們並未真正面臨一般小夫妻們的困難與辛酸。」或是「臺灣的政治人物與產業領導人對於年輕人的困境根本無感。」這些回應或是在媒體、社群平台上對於成家、立業的討論,其實大多著眼於「個人」需要付出、改變或放棄的部分,卻往往忽略透過結婚、生育過程能夠建立的「家庭」親密關係與幸福感。過於強調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代表的經濟地位與物質資源,也是許多年輕世代無法或無心成家的原因。臺灣民眾在羨慕北歐國家有品質的生活形式時,也應深入瞭解北歐人抱持「工作是為了有錢過生活,永遠把個人興趣與家庭擺在第一順位」的生活價值觀。當成家立業可以並進的價值觀深入人心,推動合宜的家庭政策與友善職場,鼓勵年輕世代適齡婚育,臺灣的少子化危機方能獲得緩解。

圖一、1990至2017年間30-34歲國人有偶率的變化,作者整理。
資料來源:內政部統計年報,02-03人口婚姻狀況(https://www.moi.gov.tw/files/site_stuff/321/2/year/year.html)

圖二、總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國家之分佈現況,作者整理。
資料來源:2018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,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(https://www.prb.org/international/indicator/fertility/snapshot)

作者簡介
陳玉華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
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人口研究組組長
yuhuac@ntu.edu.tw